2015年 第 12 期 (总第95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实现大连全面振兴”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获奖论文选登(二)

 

抓住关键  统筹布局

全力推进法治税务建设

 

王安栋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本文结合地税机关工作实际,抓住法治思维、法治原则、法治标准、法治尊严四个关键方面,深入探讨如何统筹布局,全面推进法治税务建设,使法治真正成为一种信仰,成为最大的社会公约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是我们党长期与时俱进、深入探索治国理政规律得出的一项重大理论认识成果。作为政府的重要经济执法部门之一,地税机关要在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进程中发挥作用、走在前列、作出表率,应当抓住开展“工作创新年”活动的有利时机,从四个关键方面统筹布局,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全面推进法治税务建设,确保各项涉税法律法规政策等得到普遍遵循和有效实施。

一、培树法治思维,强本固元

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仰,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认识事物、判辨是非、解决问题的思想活动过程。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刻,担负着筹集财政收入首要任务的地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培树法治思维,进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近及远地认清形势任务,科学谋篇布局,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履职尽责,创新发展。

培树法治思维,就要摒弃法治仅仅是“治内、治官、治权”的片面性认识,就要秉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和“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善于、习惯于透过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去审视税务工作在跨越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情况、遇到的棘手问题,准确把握纷繁多样的税务法律关系中所蕴含的固有规律,并自觉将对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指导和引领法治税务建设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理论“压仓石”和实践“导航仪”。

法治思维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的方法论,就是法治方式。换言之,就是要在具体的税务工作实践中,积极主动地适应从“人治”向“法治”、从“审批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的新要求。一方面,坚持在法律框架内明确权力、界定义务,不随意设定法外权力,不恣意行使法内权力,杜绝随意执法、滥用权力的问题;一方面,坚持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忠于使命,勇于担当,依法履职,廉洁高效,切实做到心中有法、言必合法、行必依法,根治慢作为、不作为的问题。2004年以来,我局连续11年在大连市的依法行政考核中排名第一,最根本的就在于我局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税务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法律至上”“程序为王”等理念,深入推进“阳光执法”“人性执法”,力争做到“事前制衡、事中控制、事后追究”,使权力“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推进了依法行政的不断深入和行政效能的持续提升。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牢固确立与自觉运用,能够在认识上更加注重法治的本体性价值,在行为模式上更加注重法治的基础性作用。此二者的循环往复和不断攀升,必将从思维到实践,更为完整、更为统一地夯实法治税务的构建基础。

二、恪守法治原则,确权明责

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这场变革的重中之重。作为这场变革组成部分的法治税务建设,毋庸讳言,理当恪守现代法治的维护和保障权利原则。

加强纳税人权利维护和保障,就要强化对法治税务的集体领导,严格对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就要坚持“立、改、废”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税收规范性文件体系,确保“税收法定”的落实;就要不断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公开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为抓手,清权、确权、晒权,给各项权力注入“阳光”这道最有效的防腐剂,让每个人都清楚在各自的岗位上,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应该干到什么标准,保证各项权力时刻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不给妄图用权力设租寻租者留有空间。

近年来,我局在科学化解“维权”与“控权”矛盾、促进征纳和谐、实现征纳共赢的过程中,探索创建了税收行政执法委员会工作制度,将重大税收行政事项全部纳入执委会集体审议,今年又结合税务管理工作实际,在我市行政执法单位中率先出台了《重大决策管理办法》,建立了重大决策责任追究机制,将法治原则贯穿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税收征管、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和优化软环境建设等各项税务执法工作之中,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与问责追究。与此同时,我局还7次集中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574件项,基本做到税收规范性文件与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高度统一;7次确认清理税务行政审批项目,共取消审批项目65项、非许可行政审批项目14项、向社会公开了12项现行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并调整审批权限,市局仅保留4项,其余8项下放到基层局,不仅减轻了办税负担,提升了办税效能,更持续规范了我局的执法与服务行为,有效地维护和保障了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程序规范也是加强纳税人权利维护和保障的关键所在。要坚持“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凭借完备的制度顶层设计和高效的信息技术手段,扎紧织密规范、约束税收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的笼子。2014年,我局对1996年以来制定的307项制度进行清理,确定有效160项,废止112项,修订完善35项,新增12项;绘制常规工作流程图162幅,以图解的形式解读规矩,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重复的行为固定化,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保障权力时刻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规范有序的运行。下一步,我局将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完善税务移动互联平台和经济基础数据库,把流程植入、科学决策、任务分派、效果监控、裁量固化、疑点筛查、风险预警等功能载入“智慧税务”运行体系,全面运用信息化手段控制、跟踪、监督、评价税收执法情况,规范执法行为;将在继续抓好规范性文件审查,规范性文件和解读稿同步起草、同步审批、同步发布等的基础上,逐步引入重大问题党组决策、专家顾问参与、听证咨询、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反馈等程序,切实提高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将在加强对已经梳理出的530项共有风险行为、8252项具体风险行为分级防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执法风险预警防范系统”和“税收执法管理信息化考核系统”,实现对税收管理、税收优惠、税收保全、税收强制、税务行政处罚等各项执法业务的360度监控和实时动态调整,将执法程序逐项逐条地固化细化,一板一眼地落实到位。

三、坚持法治标准,凝心聚力

在个体的知识水平与理性认知能力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下,要使法治成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个由差异性个体聚合而成的群体共同坚守的底线,就必须坚持用法治的标准来统揽、决策、谋划、推进、考评各项工作。

要把法治税务建设融入到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建工作“一岗两责”之中,并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完善党对法治税务建设的领导,要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带动一级,一直抓到党小组、抓到每个党员,使两级税务机关党组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抓好法治税务建设;使两级税务机关“一把手”成为推进法治税务建设的“一把手”,领导班子成员能够切实履行好分管领域的法治税务建设责任;使全体党员能够自觉践行法治税务建设要求,形成共谋法治、齐抓法治的强大合力。

要把法治税务建设与中心工作、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要定期研究法治税务建设形势,始终做到依法依规管人管事、管思想管作风,把法治税务建设深入抓到各业务、各领域、各环节,使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时候绷紧法治这根弦,严格按照法定原则、法定权限、法定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切实做到履职责与抓法治“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近年来,我局以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为准绳,积极推进税务行政裁量权标准化建设和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开发运行了“税务行政处罚信息化系统”,制发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修订了《税务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形成实施办法、裁量标准、信息化管理综合应用,“实体、程序、信息化”有机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工作运行机制;实施了税务行政执法文书与卷宗标准化建设工作,建立了涵盖9大业务类别285种文书57个卷宗范本的税务行政执法文书与卷宗标准化体系,将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体现在执法文书中,将三步式执法、说理式执法的要求贯穿于整个执法过程;开展了办税资料标准化建设工作,整合、取消非必要资料,对保留的13262项业务的355份表证单书予以规范和明确,不允许有类似“其他资料”等表述的模糊规定,促进了执法与服务行为日益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

要加强对法治税务建设的考核评价,科学搭建考评体系,精心设计量化指标,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到年度绩效考评之中,切实强化绩效考核的“法治导向”,真正用好考评“指挥棒”,把法治税务建设责任、任务落到实处、抓出实效。今年,我局全面启动绩效管理工作,着眼于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绩效管理工作格局,设置了3110项市局机关考评指标,4115项和475项基层局考评指标,将于2015年全面实施,旨在通过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进一步提升全员的执行力和依法行政能力。

四、维护法治尊严,睹威弥信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维护法治的尊严,需要普法与执法相结合、相统一。

要落实好普法责任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让税务机关的干部职工和广大的纳税人对法治怀有敬畏之心,深刻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进而不断增强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培育运用法治的手段和方式维护合法权益、通过法定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的思想观念,养成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解决纠纷的行为习惯。在对外普法上,我局不仅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各类网站、纳税服务平台等开展税法宣传、解读税法知识,还着力加强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弘扬依法诚信纳税典型的先进事迹,开展了“十佳纳税人”“百强纳税人”评选等活动,并探索推行税务“黑名单”制度,有效促进了依法诚信纳税。在对内普法上,我局坚持以培养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能、优秀的职业素养、高尚的敬业精神的税务执法干部队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以来,我局组织实施了为期2年的新一轮岗位技能达标考试、税收信息化应用技能培训、所得税业务培训等十多项大型培训考试活动,参训参考人员4 200余人次。下一步,我局还将着眼于法治精神的培育,将法治元素融入到税务文化建构中,为推进法治税务建设凝聚更加强大、更加恒久的精神力量。

要严格规范文明执法,一方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法律约束没有例外、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另一方面,要坚持“法、理、情”相统一,坚持并不断发展“说理式执法”,把法理讲明、把情理讲清、把事理讲透,告之纳税人为什么违法了,劝其改正,并教育指导纳税人该怎么做,还要耐心、认真地听取纳税人的陈述申辩,采纳其中的合法合理事由,充分激发他们共同参与法治税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在维护法治尊严和刚性的实践中,我局于2014年提请市政府出台了《大连市地方税收保障办法》,并提请启动《大连市地方税收保障条例》立法工作,提高了政府各部门涉税信息共享水平,截至2014年底,共获得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公安局等21家成员单位的涉税信息41160万余条,促进增收约16.5亿元。在全市成功推广了网络发票,全面实行了有奖发票并完善奖项设置,在总奖额不变的前提下,由每期5个奖项、39个中奖名额调整为7个奖项、189个中奖名额,得到市民和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开展了“三清三定”“三巩固、四提高”“三查十清”、房屋出租和土地使用税专项清理等工作。同时,科学实施稽查管理,提升选案准确度,细化稽查工作流程,依法加大稽查处罚和惩戒力度,2014年共查补税款14.1亿元,同比增加7.2亿元,增长105%,进一步促进了税收公平,提升了执法公信力。

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任何铭刻在大理石、铭刻在铜表上的法律都终将为时间风化,唯有不停歇地推进法律的实施,让法律深深铭刻在每个人的内心,才能使法治真正成为一种信仰,真正成为最大的社会公约数。 

 

(作者系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微”时代商品交易行为监管难点及建议

 

赵宇翔   毛 深   丁茜

 

摘要:“年底了,麻烦在我朋友圈开店的兄弟姐妹们,该交租金了。”这句看似戏谑的玩笑话,反应出时下流行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商品信息的现象。自2011年微信上线以来,这款以智能手机终端为平台的即时通讯软件,以其强大的社交功能迅速成为最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之一,提升沟通效率的同时,微信也正逐步演变为一个商业交易平台。这种趋势一方面颠覆了传统交易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面对微信上日益频发的有关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甚至传销等问题时,作为市场秩序监管部门的工商机关又该如何应对?本文从微信交易的特点入手,分析了对此种交易模式的监管难点,并就如何监管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微信交易 监管 建议

 

 一、微信交易模式的兴起及特点

  ()微信交易模式的兴起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微信的普遍应用,通过微信平台特别是“朋友圈”进行商品销售的行为日渐兴起,成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也催生了“微商”这一新的群体。“微商”是微信商家的简称,是指在微信上发布商品信息,并通过微信与潜在客户就交易细节进行商讨,最终与其达成买卖合意的群体。包括个人运营的C2C微商和公司企业运营的B2C微商。由于公司企业运营的微商在准入条件、监管规则等方面与个人运营的微商存在较大不同,且目前盛行的“微营销”主要是通过微信“朋友圈”来进行的,因此本文仅就此类交易模式的监管进行探讨。

()微信交易的特点

  1.准入门槛低。在准入环节,个人卖家若想进驻淘宝等网络交易平台需要提交各种手续、交纳质保金,经网站审核通过后方可从事商品销售。而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商品宣传和销售则完全不需要履行此类手续,微信账号的注册基本没有限制,无需提供个人真实信息,程序简便。

2.商品展示信息简单,缺乏评价机制。在商品展示环节,与传统购物网站相比,利用“朋友圈”进行宣传和销售时,一般不会列出商品的价格、尺码、颜色、销量、评分、商品详情、成交记录等,因此无法对商品信息进行充分的披露和展示。另一方面,由于微信是私人聊天工具,只有互为好友才能看到评论,往往无法看到其他购买者对商品的评价。

3.支付方式多样。在商品支付环节,可以当面支付,可以货到付款,也可以通过银行卡转账支付,更可以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

4.保障制度不完善。在售后环节,由于微信“朋友圈”是一个交流平台,而不是一个电商平台,并不鼓励个人在“朋友圈”中进行商品销售等活动,因此当交易发生问题时,平台本身并无提供相应的销售申诉服务,也没有内嵌于交易平台的退货及退款机制。

    与传统网络交易模式相比,此种交易模式具有运营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信赖程度高、需求定位准等优势,这也使得通过微信进行买卖的成交量与日俱增。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行业乱象,诸如售卖假货、难以维权等问题层出不穷。

二、微信交易监管的难点和路径选择

(一)微信交易存在的监管难点

  1.准入无审核。如前所述,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商品销售基本是零门槛准入,只需申请一个账号,无需提供个人真实信息,无需审核,更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如若交易发生问题,无法获知卖家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

  2.管辖权确定难。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逐渐发展,移动手机终端成为微信营销的载体之后,其销售行为不但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必再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传统工商行政管理的属地管辖基本上就失去了意义。

  3.行为性质界定难。根据法律规定,工商机关只能对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对某些在微信平台上个人之间发生的交易,很难区分其与民事行为的界限。

  4.违法行为认定难。由于微信旨在分享和关注朋友的生活点滴,通过“朋友圈”发布商品信息时,其中必然包含大量的私人交流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准确认定其为广告还是一般信息的传播,不利于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查处。

5.违法行为取证难。微信作为一种私人交流工具,具有封闭及私密性,交易双方的商讨细节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的,尤其对于个人卖家来说,从事违法行为的手机属于个人物品,难以对其查封、扣押;相关聊天记录、语音通话记录、图片截图等可能涉及隐私,难以进行检查、调阅;另外,相关交易信息和数据也极易被修改或删除,不利于证据的固定和保存。

6.微信无须承担第三方交易平台责任。由于微信的定位是私人交流平台,个人之间通过微信进行交易,其不承担第三方交易平台应有的责任。

(二)微信交易监管之路径选择

 第一种观点认为,微信交易行为的监管真空状态,正是由于缺乏法律规定或相关规定过于原则造成的。因此,应当尽快将这一新兴网络交易模式纳入法律规制范畴之内,完善法律规定,扩大网络交易监管覆盖面,明确准入条件、对违法行为的管理方式、证据固定、罚则、连带责任等内容,建立微信交易监管体系,营造公平正义的交易环境,从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第二种观点认为,微信交易与传统网络交易只是所依附的平台有所不同,不必制定新的法律加以规范,只需引用现行法律、法规,参照网络监管原则,加强对微信交易行为的监管即可。

笔者认为,对于微信交易的监管,虽无需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但应当依据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来进行。首先,技术的迅速更新、交易模式的不断创新,使得网络交易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这种高度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与立法者追求的法律条文的明确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其次,第一种观点立足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建议从立法方面明确对“朋友圈”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从出发点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微信“朋友圈”的特点。“朋友圈”的功能在于分享生活的点滴,如果纳入公权力的管理控制范围,势必要赋予其进入该领域的权力,而这就难免有侵犯隐私权之嫌。另外,微信是私人交流平台,其定位与网络交易平台并不相同,里面虽然包含许多营销信息,但同时也包含大量私人内容,二者很难简单通过法律条文予以界定。再次,目前盛行于“朋友圈”的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宣传自己在实体店或网店上的产品,支付行为还是通过当面支付或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完成;二是没有实体店或网店,直接在微信上宣传商品,线上或线下完成交易。这类商品,有可能是卖家手中的现货,也有可能是另行代为购买,还有可能其所代理的某种品牌。由此不难看出,利用微信“朋友圈”所进行的商品销售行为实质上是将其作为广告载体,而非销售平台。实际上,微信的定位正是信息分享平台而不是商品交易平台。虽然微信也有向第三方交易平台不断发展的趋势,但总体看来,所谓的“朋友圈”交易只是作为传统和网络交易形式的一种补充,更多是一种宣传渠道,是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和网络交易形式而服务,其最终的交易仍要回归实体或网络交易方式中去。

三、完善微信交易监管机制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手机为载体的网络交易带给人们生活的便利不言而喻。因此将“朋友圈”交易纳入监管体系势在必行,但由于微信“朋友圈”交易的特点,这种监管责任不能只由工商机关来独自承担,而应建立由行政管理为主导、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这也是新形势下实现全社会共同治理的要求。

(一)创新监管方式,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一是由于微信“朋友圈”的私密及封闭性,工商机关不宜直接介入,但并不表示“朋友圈”是法外之地,是监管盲区。如上文所述,“朋友圈”交易最终仍要回归实体或者是传统网络交易机制内。因此,一旦交易发生问题,工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交易中存在的销售不合格商品、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等违法行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责任。同时,注重对这种新兴交易模式的研究,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培养懂法律、懂科技的复合型监管人才,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协同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公安、通信、文化等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信息交流与互通,切实加强对微信交易的查处力度。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有涉罪案件的,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向公安机关通报案件线索或将案件移送,以维护市场秩序。

     三是加强消费警示工作。通过以案释法等形式,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引导。警示消费者保留好相关购物凭证及聊天记录,方便日后消费维权。做好行政指导工作,警示微信卖家,必须为其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一旦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鼓励社会公众特别是微信用户积极参与对微信营销的监督。

(二)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强化平台主体责任

随着技术的迅速更新、交易模式的不断创新,各类新的问题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由于微信的私密性,工商机关不宜直接对“朋友圈”营销行为进行监管,因此微信平台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来自平台提供者的管理显得更加迅速、有效。虽然微信不属于第三方交易平台,但微信作为平台提供者,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是在保护微信用户隐私权的情况下,建立沟通机制,积极配合工商机关查处有关违法行为。二是认真履行提醒义务,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信息,给予用户相应的交易警示,保障交易安全。强化对违法信息的屏蔽,采取机器过滤、安全警示和用户举报等相结合的方式来防范交易风险。三是制定并依据行业自律规定对微信用户履行审查义务,并设置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对违法信息的监督和处置。对于利用微信账户从事违法经营行为者,视行为情节的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立即封锁账号。

(三)强化网络运营商的责任,加大实名登记制推行力度

由于微信的属性,很难在用户准入上予以限制,这也为纠纷发生后确定经营者身份设置了障碍。由于很多微信用户的注册是通过手机号完成的,加大手机实名制执行力度,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利用微信进行违法营销取证难、查处难的问题,有助于提高微信交易监管效能。

(四)提高辨别能力,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由于微信平台的私密性和封闭性,无论是工商机关还是微信平台提供者,在对微信交易进行监管时都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对于“朋友圈”交易,广大微信用户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

一是提升自身的识别能力,对于“朋友圈”的商品信息进行筛选,理性消费,谨慎购买。二是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尽量选择当面交易、货到付款或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索要卖家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对于违法营销信息不转发、不传播,不让此类信息蔓延。三是提升法律意识,对于交易中发现的产品质量、虚假宣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等违法行为,及时向工商机关进行投诉举报。四是提升消费维权意识,保存好购物发票、快递单据、聊天记录等一切有助于确认经营者身份和交易行为的证据,以便工商机关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分别系大连市工商局副局长、法制处处长、科员)

 
大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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